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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武术刀为何在明朝的时候如此盛行原因是

发布时间:2021-01-07 12:20:20 阅读: 来源:加湿器厂家

日本武术刀为何在明朝的时候如此盛行?原因是?

日本刀受追捧,也是有一定原因的,他们的刀和刀法,受中国人的影响很深。但是他们经过了自己的发展,而原创了不少元素,并在明清回流中国,给中国兵器和武术界带来过很大冲击。

日本人民是以善于吸取外来文化而著称的优秀民族。长期借鉴中国的经验,结合自己创造性的劳动,使日本的剑刀锻铸工艺获得突飞猛进,并终于超迈中国而后来居上。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剑,特别是兴起于春秋末期、发达于两汉的钢铁花纹剑刀,曾以其无与伦比的锐利精致而冠绝世界。考古发掘所得,往往在深埋于地下千百年后,依然锋刃如新,绚丽夺目,使中外人士叹为奇观!然而,由于遭受历代统治阶级的漠视、摧残,这种先进工艺到唐宋以后竟渐衰退。

与此同时,日本的花纹剑刀却异军突起,大放异彩,“数百年来,在远东首屈一指”。大致自宋代开始,日本剑刀开始向中国输入,随着时代的推移,输入量愈来愈大,对中国剑刀的影响也与日俱增。 据《宋史·日本传》记载,宋太宗雍熙二年(985年),曾经入宋求法的日本名僧奝然为报答宋朝对他的礼遇,谴弟子喜因奉表来谢。在喜因赠献宋室的方物中,就有日本制作的“铁刀”。实际上,宋代日本剑刀已通过民间贸易源源不断流入中国,在中国享有“宝刀”之誉。

14世纪的手持武士刀的日本武士插画

请看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写的《日本刀歌》:昆夷道远不复通,世传切玉谁能穷?宝刀近出日本国,越贾得之沧海东。鱼皮装贴香木鞘,黄白间杂鍮与铜;百金传入好事手,佩服可以让妖凶。诗人说,中国古代传说中能够“切玉如割泥”昆吾之剑,早已渺茫难求了,而在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,却造成了真正名不虚传的宝刀。从诗人的咏赞中我们可以想见,日本刀不仅锻造精良,而且装饰也极考究,所以“好事”者不惜重价购求,竞相佩带以炫耀利器。“百金”并非虚语。据日本《宇治拾遗物语》中说:“以太刀十腰(把)为质,则可自唐人(指宋代中国人)借来六七千匹之物。”(足见当时的日本刀确实价值昂贵。正由于此,日本剑刀终于成为日本对中国贸易的只要出口品之一,这不仅在宋朝是如此,在元朝也是如此。到了明代,日本刀的制作臻于极精,传播日远,声誉日隆。从文献记载和保存到今天的实物来看,明代的日本刀一般刀身修长,刃薄如纸,锐利无比,挥动起来十分称手,确有穿坚断韧之效。从刀形上观察,不难看出日本刀继承和发扬了汉代环首大刀的优点,尺度和分量都更加有利于格杀技术的发挥。与唐宋以来形制驳杂、刀体厚重的中国短兵器相比较,日本刀无论外观上和实用价值上,都确实要高明得多。

明代日本剑刀大量进入中国,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。

第一,是日本王室和商家对明廷的进献。对此类进献,明朝一般都有超值“回赐”,本质上是朝贡贸易。明初,明太祖鉴于倭寇侵扰和胡惟庸里通日本的罪行,对日本进献的方物一概拒不接受,并实行海禁政策。据日本古籍《善邻国宝记》记载,日本为了恢复日中贸易,于明建文帝三年(1401)派使者奉表通好,并“献方物”,其中就包括“剑十腰,刀一柄”。明朝的诏书中还特别提到过这柄“宝刀”。紧接着,永乐元年(1403)日本第二次“献方物”时,刀的数量就增加到了一百把。以后所献方物中刀几乎成了最重要的物品之一,刀的品种也增加了。以有记录可查的宣德九年(1434)为例,一次就“献”了撒金鞘太刀二把、黑漆鞘太刀壹百把、长刀一百柄,总计二百零二把。保存下来的景泰十年和成化十九年的两份记录上,所献刀的数量与宣德九年相同,说明二百零二把是定额。由于文献记载缺失,我们已无法得知以朝贡名义进入中国的日本刀究竟有多少。有人做过统计,仅日本足利王室各朝进献给明朝英宗以前各帝的刀,有一千二百余把,这些优质的日本兵器,主要供明廷的“御林军”执用,其遗存至今犹可见到。当然实际数量肯定远远大于一千二百把。

第二,勘合贸易。明初,日本商人往往假借“朝贡”名义,携带私物以进行贸易。所带“私物”中尤以剑刀居多。对此,明朝政府曾一再加以禁限,要求每次“入贡”携带剑刀“毋过三千把”。永乐元年,日本贡使携带兵器在民间卖买,礼部尚书李至刚要求禁止,并没收入官。而初登皇位的明成祖为了对“向慕中国”的外夷表示“朝廷宽大之意”,主张由官方以市价收购。但是,为了对中日贸易有所控制,也为了区分倭寇船和贸易船,明成祖永乐二年(1404)与日本正式签定了贸易条约,规定以后凡日本商船来华,必须携带明朝所颁发的“勘合”,以进行朝贡名义下的贸易。

规定十年一贡,人员二百,船只二艘。显然,这个限额远远不能满足两国贸易的实际需要,特别是日方。宣德初,明朝稍有调整,增加到人员三百,船三艘,但仍坚持十年一贡。实际上人船限额很难严格执行,勘合贸易的规模、频率都大于明朝定额。日本商船循例向明朝“贡献方物”,所献刀剑就是上面所讲的二百零二把。此外就是“国王附搭品”和使臣和随船僧俗人等的“自进物”,实际都是商品。明朝不允许民间私鬻兵器,日本剑刀一般统由官方收购,给价很优,“一把刀在日本售价八百文以至一千文,而明朝给价为五千文,可见当时利润竟达四五倍。”

后来进口数量骤增,质量也明显下降,价格便跟着落下来,但仍然有利可图。所以日船所带国王“附搭品”和“自进物”中,一直以剑刀为主项,输入量也持续上升。据木宫泰彦所提供的统计数,第一、二次勘合船所带剑刀还不过三千把,第三次就飚升到九千九百六十把,第四次三万把,第五次七千余把,第六次竟达到三万七千余把!第七、第八次各为七千把,第十次是二万四千一百五十二把。这只是所谓“国王附搭品”的数量,其中并不包括使臣“自进物”的数字。如加上“自进物”,仅十一次勘合船输入明朝的剑刀,就应该不少于二十万把。

第三,走私。剑刀的丰厚利润不但剌激了勘合贸易,而且必然会剌激走私活动。整个明代,中日之间除了官方所控制的勘合贸易外,沿海一直存在大规模的走私贸易,这是无庸置论的事实。明代禁兵之律甚严,但民间私藏兵器者不少。特别是日本剑刀,以其质量精美,“中国人多鬻之”,成了人们喜好的收藏品,这从明人的诗文题咏中可以窥见。可以相信剑刀同样也会成为走私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。日本宽永十一年(1634,明崇祯七年)五月以后,严禁输出兵器。然而,走私活动恐难禁绝。明末清初的广东,市面上就有“红毛鬼子”叫卖日本刀者,因为有澳门这个特殊的商埠,日本刀在澳门随处可见,当然可以从澳门进入内地。总之,从走私渠道进入中国的日本剑刀必不在少,只是我们无从考知其数量罢了。

在明代,国家兵器制作机构还仿制日本剑刀,这早在太祖洪武年间就开始了。明代所制作的各类刀中就有“倭滚刀”。明武宗正德年间,佞臣江彬用事,曾命“兵仗局”制作“倭腰刀万二千把,长柄倭滚刀二千把。”嘉靖年间,倭寇侵扰正烈,经过俞大猷、戚继光等抗倭名将的积极推行,日本式的长刀、腰刀成为中国军队的主要装备之一,后来又被引进到北方边防军队中。这样大量的使用,当然不可能全靠从日本进口,得主要靠自己制造。所以,兵器史家周纬曾说,在中国兵器史上,明代短兵以使用和仿造日本刀为一代特点,这个结论无疑是符合历史事实的。

宋代以后,日本剑刀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,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,至明代达到鼎盛。明代,与日本剑刀大量输入的同时,倭寇的侵扰给沿海人民带来深重灾难,于是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日本的热潮,日本剑刀也成为一个热点话题。参与这一话题的有文学家,还有军事家、民间武艺家和科学家。一种国外物品在中国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,牵涉面如此之广,是历史上前所未见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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